回溯历史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相比于二十年前的《亮剑》等剧集，以及约十年前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约五年前的《长津湖》等系列电影，近年来能引发全民热议的精品之作仍是少数。

　　2025年，情况稍有改观。豆瓣年度电影榜单上，《南京照相馆》以8.8分位列华语之首，影片在春节过后的冷淡市场上，与《浪浪山小妖怪》共同捍卫暑期档，斩获30+亿票房的同时，贡献了多个高讨论度线为背景的剧集《反人类暴行》在国家公祭日首播，豆瓣评分从8.5一路飙升至8.8，被观众称为“年末细糠”。

　　从整体上看，历史战争题材影视作品一方面遭遇了当前影视寒冬的环境，另一方面，当下轻量级的治愈类喜剧和能够宣泄情绪、带来“爽感”的类型作品更受欢迎，而对于承载全民族沉痛历史的故事，人们往往更加谨慎。从《南京照相馆》《反人类暴行》的票房、热度走势中可以明显看出，二者都经历了“逆跌”，这说明观众并非全然拒绝该类题材的影视作品，而是标准更加“严格”。除了质量过硬，作品的成败始终与大众情绪、时代议题息息相关。

　　作为主旋律题材影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战争故事的不可或缺是以史为鉴的必然要求，而当下，或许只有追本溯源，才能够回答——该类作品的未来应该走向何方。

　　1931年，“9·18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日本的侵华暴行让电影业的创作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在此之前，中国电影正处于“畸形娱乐”的商业竞争阶段，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和鸳鸯蝴蝶派影片盛行，整体艺术价值普遍较低。

　　在这一关乎国家兴亡的关键历史时期，于内，电影业亟待转型，淞沪会战使电影生产中心上海的制片机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于外，观众强烈呼吁摒弃旧潮流，拍摄反映现实的抗日影片。于是，电影业联合左翼文人全面革新，新兴电影运动（也称左翼电影运动）正式开启，创作者们将摄影机从缥缈的奇观特技中调转，一系列反映现实、揭露黑暗、号召抗日的作品涌现，其中不乏《大路》《风云儿女》《小玩意》等战争题材影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电影业被分割为租界区、沦陷区、延安根据地、国统大后方四个部分。受时局影响，沦陷区的影片多服务于侵略政策，其他三个区域的电影创作情况也各不相同。

　　国统大后方承担起抗战电影创作的主要责任，影片类型涵盖故事片、纪录片、动画片等，《八百壮士》《保卫我们的土地》等作品以直白的形式号召救国；延安根据地以纪录片和新闻片为创作核心，通过《延安与八路军》《白求恩大夫》等真实影像记录艰苦环境中军民的革命热情；租界区势力错综复杂，电影人们创作出《木兰从军》《苏武牧羊》等作品，以“借古喻今”的形式表达爱国思想，振奋人心。

　　在文化普及率较低的3、40年代，故事平铺直叙、人物简单鲜明的战争片始终都是传递抗日思想的核心，成为团结国人反帝反封建的关键纽带，也是人们在乱世中的精神支柱。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和严格的计划经济模式让电影生产进入全新阶段，其中，战争片仍是主导类型。

　　这一时期的电影需要通过大量“塑造英雄、歌颂英雄、铭记来时路”的影像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多方面建设，因此，战争片的意识形态功能突出，也不可避免地在叙事、人物、视听等方面出现公式化、功能化、脸谱化倾向。但是，创作者们仍然留下了一系列极具时代特征的“红色经典”，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南征北战》《上甘岭》等，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时间线年代，全球处于巨大变革中，经济、政治、科技等各个维度的世界格局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在改革开放浪潮下，各种思潮涌入，世界各地的电影及其理论随之进入中国，改变了年轻人对影像的认知。更加自由的社会氛围和创作环境让不同时代的电影人们纷纷开始尝试更加多样化的题材与表达，迫使以往强调宣教功能的电影——尤其是历史战争题材影片——必须作出改变。

　　1987年，电影局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视听手法等多方面对该类影片提出新要求，《大决战》《横空出世》等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在这一时期诞生。但在当时，90年代电视机、录像带等娱乐形式兴起，电影体制改革尚在初期未见成效，电影市场整体低迷，历史战争题材影片更难突破壁垒。

　　新世纪伊始，在中国加入WTO、科技迅猛发展、互联网逐步普及的背景下，电影体制改革深化，院线制建立、外资准入、进口配额增加，推动以商业大片为基准的电影产业重新焕发活力。历史战争题材方面，固然有《集结号》等兼具市场和口碑之作，但仍然无法挽回整体颓势。据统计，自2004年到2013年，历年年度票房前十位的共计100部影片中，主旋律影片只有8部。

　　从受众角度来看，80后是这一时期的主力观影群体，伴随录像厅、碟片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影像审美方面更加多元，香港电影、好莱坞大片、欧洲大师、独立电影都是心头好，对主旋律影片相对传统的表现方式则抱有审慎甚至批判的态度，历史战争题材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从大银幕转向小荧屏。

　　2005年，抗日剧《亮剑》在央视首播，主角李云龙粗枝大叶的形象打破了此前人们对革命人物的刻板印象，“高大全”的英雄变成“接地气”的糙汉，一系列配角、反面角色也不再单薄，再加上对战争的真实呈现与深入思考，《亮剑》凭借超高收视率掀起抗战剧集的拍摄热潮。此后，《我的团长我的团》《永不磨灭的番号》等精品剧相继出现，同时细分出以《潜伏》为代表的谍战题材，和以《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代表的家族史诗视角。

　　不过，该类剧集的火爆也吸引了同期一批急功近利的投资方和创作者，“手撕鬼子”、“子弹拐弯”、“裤裆藏雷”等无逻辑、反常识情节的大量出现，让“抗日神剧”从最高褒奖变为极致讽刺的代名词。自2015年的《伪装者》之后，能引发全民热议的高质量历史战争剧集愈发稀少，而此时的电影市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战略目标从对外的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转变为对内的控制债务风险和提振总体需求。此后十年，GDP高速增长，互联网覆盖范围扩大，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电影产业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银幕数、影片产量、观影人次、票房节节攀升，影院硬件设施不断优化，影片类型丰富多元，电影消费成为人们日常文化娱乐消费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历史战争题材影视一分为二。剧集基本延续此前创作风格讲述抗战历史，电影依托技术发展聚焦新时期的战争。从2015年的《战狼》开始，《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影片呈现出“大场面+大视效+军人责任+大国担当”的特征，虽然整体产量不多，但极具市场号召力，也让大家关注到背后真实的海外撤侨、跨国追捕事件，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时局的内外部变化和一些重要节点的到来，也让战争片在这一时期再度回归“历史”。2020年之后，《八佰》《长津湖》《志愿军》等影片相继上映，以回望艰苦历史的形式为彼时社会注入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值得肯定的是，此时的历史战争片有意识聚焦个体，在视听表现、数字技术等方面更加纯熟，明星策略也有助于影片的市场推广，最终在影院经营范围有限的情况下，实现良好票房和口碑，既是全国人民共渡难关的养分，也是电影产业在特殊时期维稳自救的有效方式。

　　而在战争故事的另一侧，《流浪地球》系列IP强势肩负起电影人和观众对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期待；《长安三万里》中观众小朋友背唐诗引发了文化传统的传承讨论；《哪吒2》则创造了票房“升国旗”的全民追更，还撑起了国产电影出海的试水重任。广义上的主旋律边界也就此拓宽，它关乎价值观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的唤醒与彰显。

　　至此，我们可以历史战争影视为切口，辐射、梳理出一条主旋律表达的脉络，从1.0时代的由国家主导制作拍摄历史、战争等重大题材，到2.0时代或通过全明星阵容拥抱市场，或结合动作类型、科幻类型等多元类型叙事贴近观众，再到3.0时代或通过更为娴熟的叙事技巧和视觉奇观、立足小人物视角直观表达，或通过更为隐性的主题从观众心底唤起家国情怀。

　　近些年，题材的巨大优势，也造成了同类型内容的复制。影视市场中观众的口味是在快速变化的，如果不能在相似主题上进行创新，仅仅依靠题材便会失去取胜砝码，类似《蛟龙行动》之于《红海行动》，《用武之地》之于《战狼2》《万里归途》。

　　其实，站在当下视角回看产业极盛时期，彼时市场的繁荣掺杂了某些水分，许多影片借势而生、因势而成。而当下的产业极寒也像是整个市场回归冷静后的大浪淘沙，仅从历史战争题材来说，延续旧创作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观众。

　　从2025年的市场表现和口碑来看，《南京照相馆》和《反人类暴行》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作为叙事转向的突出代表之一，上一个阶段的历史战争故事，已经从宏观转向微观视角。一方面，“微观史学”是70年代以来全球史学界出现的重要趋势，研究焦点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具体的村庄、个人和事件，并且得到了学术圈外更广泛的传播，如早些年的史学经典《蒙塔尤》《奶酪与蛆虫》《叫魂》，到当下国内出版的《漫长的余生》（2022）。另一方面，这与影视作品追求叙事美学、避免说教和脸谱化有关，宏大主题需要依托人物的真实情感和细节，使其可被感知、可被信服；微观视角能让观众通过一个具体的、更贴近自身的人物或事件，去理解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时代背景。近些年的《长安的荔枝》《显微镜下的大明》等作品均与此趋势同频。

　　不过，尽管转向之后的作品大多呈现了战场上的微观视野，通过人物从“准英雄”到“英雄”的蜕变呈现战争的残酷和艰辛，但距离真正的“平民叙事”仍有距离。而《南京照相馆》和《反人类暴行》是以战场外的老百姓为主角，在最初，比起反抗他们更想“活着”。而当普通人最终决定起身反抗，呈现出的并不是英雄主义，而是奋力生存却身处杀戮，扪心自问之后的“不得不”，其中既有无奈和愤慨，也有恐惧和决绝。

　　其次，两部作品都对反面角色进行了深入挖掘。《南京照相馆》里日军摄影师从亲善到暴虐的转变，《反人类暴行》里日本导演从对国家笃信到犹疑，再到臣服的过程，不仅让角色本身更加丰满，也在更广域的视角下审视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人的异化。

　　特别要提的还有章宇饰演的日籍中国（台湾）人荒川良平/陈汝平，角色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变化极具时代意义。从初到731的顺从，到渐渐察觉真相后的反抗，最终选择“回归”故乡，在当下台海形势变化的关键时期颇有“台湾当归”的隐喻。

　　以往的历史战争题材作品，更着力于塑造英雄，对于反面角色的描摹更倾向于简单刻板呈现，但这种表达和塑造方式反而降低了主题的完成度。而深入不同立场上的人物心理去塑造角色，不仅能从复杂性上加深主题的表达，还可以得到对“战争”这一有组织的暴力、攻击、杀戮行为更加全面的认知，最终指向“和平”与“反战”。2024年，票房和口碑双爆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正是以全景平视的角度进行真实的各方呈现，凸显了普通人的光辉和战争的残酷。

　　长期以来，国产战争题材的受众主要面向国内观众，其主题与近代史同频。正如前文所述，题材在面对观众时，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尤其在面对如今更加见多识广的观众时，过去的技法和视角亟需迭代，时代精神和美学也正在与时俱进。“战斗、牺牲、胜利”的情节走向，“主角以一挡百、敌方一击毙命”的人物塑造，加上“音乐煽情、明星阵容”的惯用手法，哪怕有真实历史为依托，观众也会有疲倦的那一天。而在当下，影视工业还成为了新时代下的文化输出载体，历史作为中国故事的源泉，更能够挖掘出中国人的坚强勇敢。这要求这类题材拿出更为多元、立体和现代的作品，使其能在国际视野下呈现魅力。

　　就视角与叙事的创新而言，《南京照相馆》和《反人类暴行》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到了。后者更是打破了观众对该类题材的欣赏习惯，通过中国人、日本人、日籍中国（台湾）人三个视角切入，30年代和90年代两条时间线这段曾经被掩埋的历史，每集最后用伯力审判录音替代片尾曲，用真实的记录向侵略者直接发问。

　　比较可惜的是，电影版此前消耗了观众对这一题材的期待，剧集的叙事结构和电影化的视听风格在台网联播模式下，让电视观众有些难以理解，导致剧集热度与口碑并不相符。但《反人类暴行》无论是内核与形式的升级，还是对历史真实与艺术再现的平衡，都足以成为历史战争题材影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样本。

　　影像是历史的印迹，时代需要影像以更多不同的微观视角拼凑出更完整的历史，就像《南京照相馆》中的台词所言——照片能褪色，但历史不会，它只是等有人翻开。